来源: 广州日报
第三期广东省对口支援广西支教教师系列报道(1129)
40年后,我们自愿到海南支教
40年前,在十万知青下海南的队伍中,就由来自广州各个中学的4万多中学生;40年后,当年这些16、17岁的少男少女而现在已经成为近60岁的知青们再次聚集到一起。昨天,30多位当年的知青们聚集在广州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酒店,他们为刚刚到海南支教的20位当年知青接风,同时也欢送第二批队员再次到海南支教。正像这次活动的一位组织者说的一样,如果说40年前,我们中有部分人士被迫到海南下乡的话,那么40年后的今天,我们是志愿到我们曾经战斗过的地方去。而在昨天即将出发到海南进行为期一个假期支教活动的退休特级教师谭祝玲、郭桃桃说“我是去报恩的”。
1968年11月5日:“红卫三号”载着我们驶向海南
1967、1968年前后,和全国广大青年一样,广州一大批从初一到高三的中学生上山下乡,其中有4万人来到海南岛,她们分布在岛上100多个农场。正像昨天一位组织者说的话一样:“共和国是绕不过这个人群的,共和国更绕不过这段历史的”。
“1968年11月5日,我是华师附中一名初二的学生,与其他200多个华师的中学生从广州太谷仓码头出发向海南岛出发”,昨天,退休前是中山大学图书馆工作人员的周显元和记者畅谈起来:“那个时候,我们确实很单纯,绝大多数是上级让我们去那里我们就去那里,也谈不上是喜欢不喜欢,我们一家5口分布在5个地方。我的老爸由于身体的缘故,继续留在中山大学,我的妈妈被分配到五七干校,而我的当时在六中的哥哥到博罗县下乡,而我的妹妹是52中的学生也下乡到外地,而我到达了海南岛”。
现年已经是57岁周显元说,她是在海南农场工作了近7个年头后回到广州的。“当然,回广州的时间和原因各有不同,有的是招工,有的是参军,有的是考学,我当时能回来因为要顶我妈妈的公职”
“那个年代,几乎每个家庭都有孩子下乡当知青的,一个孩子就是牵扯到个家庭”,周女士说,“现在,尽管有的家庭的子女也愿意参加者活动,不过但是大多数我们的后代对这些有些淡薄,但是我们本身不能淡薄啊,我们参加各种公益活动,我们更加珍惜我们那段无法忘记的历史,所以我们才有了今天这样的活动”。
知青网成知青情感纽带
去年8月1日,粤海农垦知青网对外开网,这批网站的创办人都是一批老知青,他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有的还自学网络,架起了知青与海南农垦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知青对第二故乡难于割舍的特殊情感也在这里得到充分展示。网站管理员之一的蓝蓝说,建一个由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战士主办的知青网站是她的一个梦想,但因资金问题一直拖延。但当她把这个想法告诉其他的知青朋友时,发现大家都非常支持,鼎力相助,终于把网建了起来。开网一年来,粤海知青网论坛已经有近2000名注册会员,他们还组织了两次支教活动,并为一生活贫困的农场特困户成功筹款万余元。
“该回家看看了,该为第二故乡再做些贡献……”这样的声音一直在众多广州知青们内心响起。然而,当年英姿飒爽的他们如今已年近不惑,还能再为这第二故乡做些什么呢?当他们把‘想为故乡做一次义务支教’的内心话偷偷地向第二故乡传送,得到的话音是:“请到天崖海角来”、“常回家看看”。
今年7月,粤海农垦知青网的知青们自愿组成20任的爱心支教服务队,分别下海南农垦9割学校开展电脑、摄影、美术书法、舞蹈、小品朗诵等培训。这支队伍分别由大学教授、中学高级教师、工程师、摄影师、书画家等组成。支教知青蓝春彬先生告诉记者,支教活动受到当地的热烈欢迎,学习班的人数一天比一天增加,他所在的书法班,既有4岁的小朋友,又有60多岁的老人,还有4个是学校的老师。
昨日,广州国旅酒店2楼,笑声阵阵,几十名广州知青欢聚一堂。他们中,有的刚刚从海南支教回来,有的昨日出发赴琼支教,还有的在等待着第三批、第四批去当年下乡的农场支教。
四十年前被迫下乡,四十年后自愿下乡
昨日,又有两名知青赴琼支教,她们是退休特级教师谭祝玲、郭桃桃,将到海南红光农场中心小学支教半年。广州知青谭祝玲1968年下乡到海南三亚,曾割过橡胶、当过广播员,最后还当过农场教师,回城后她随丈夫到广西工作,曾任某小学校长,2004年退休后她迁回广州生活。当得知有知青支教的活动后,她毅然报名,还到当地进行了考察,“时代不同了,40年前我们是被迫下乡的,但如今我是自愿下乡的。我主要是想充实自己,回报农场。”
郭桃桃老师则称此次支教自己是去“报恩”的。她今年刚从广州商贸职业学校退休,今年3月便报名参加知青支教活动。郭桃桃的父辈是曾经出生入死打仗的老革命,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斗迫害,她被分配到黑龙江的某个农场,一去就是10年。“最基层的人民最伟大,他们在我们家最艰难的时候向我伸出援助之手。他们实实在在的人格教我踏踏实实做人,实事求是。这种世界观影响了我的一声,使我一直以来都保持愉悦的心情。所以,我要去汇报他们,把余热奉献给曾经贡献过青春的广阔天地。”郭桃桃满脸笑意,非常活跃。
知青三姐弟难舍农垦情
蓝继红女士是这次知青返乡支教活动的核心组织者之一,知情们都亲切地称呼她为“蓝蓝”。1977年,蓝蓝三姐弟下乡刀海南和湛江的农场,这次她和丈夫、弟弟三名老知青,又一起携手重返第一故乡。回想起当年的知青生活,蓝蓝感慨万千:“77年10月6日,我跟妹妹一起送弟弟下乡;三天后,我跟妹妹又一起下乡,这一去就是近十年。我弟弟是77年才回来,我妹则更迟。而我74年就回来了。我是兵团第一批知青党员,在兵团时获得过许多的名誉。然而,我当时身体不好,后期辗转各大医院住院治疗,一直没能为农场做什么工作,直到兵团解散前被动员劝退。对此,我心里一直有一份歉意,觉得自己还应该为农场做更多的事情。”
蓝蓝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她家有三对知青夫妇。离开农场后,她一直想回报农垦的培护之情。于是,这次她利用网站给粤海农垦知青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海组织知青回垦区支教,夫妻双双去支教。蓝蓝教的是花鸟国画班,而她的弟弟则与中国书画协会名誉主席林立一起为农场子弟教书法。
1970年10月17日:22个知青遇难他乡
何启珍,现在是华南理工大学的一名退休的职工。她,是这次去海南支教的成员之一;她,也是1970年10月17日那个晚上6个幸存者之一。“那个晚上,22个年轻的学生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她们中,年龄最小的仅仅15岁”,何启珍说。
40年过去了,何启珍对当时的情况记忆犹新。她说,我去的是海南晨星农场。兵团成立后,改为广州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团。1970年夏天,团领导为改善生活,解决全团的吃肉问题,决定成立畜牧连。从各连队抽调了26名的优秀女青年及两名男老工人组成了畜牧连。除连长、指导员是男同胞外,其余全是来自广州、潮汕、海南的16至23岁的女青年。1970年10月17日凌晨3点左右,何启珍被一阵阵嘈杂声惊醒了。原来,我所住的第3栋茅屋的土墙塌了一块,成一大洞,风雨从洞口呼呼地灌进来,于是有姑娘走出来欲往住在第一栋茅屋的领导报告,这时才发现平时不起眼的小河沟,现在已变成了波涛汹涌的大河,眼看河水就要漫上来了。当连长、指导员知道这一情况后,决定马上转移。
可能是习惯使然,大家自然地向着团部方向走去。从茅屋到团部要经过小河,此前还要经过一段洼地,平常洼地没有一点儿水,但此时河水上涨,洼地已灌满了河水,且沿着洼地急速地向北流去。大家来到了一片地势稍高暂时还未被水淹的地方,但再往前已是一片汪洋。往南走已不可能,往西又要淌过水更深的洼地,返回去上屋顶同样已是不可能了,我们28人就这样被四周的洪水围困。
何启珍说,风挟着雨疯狂地肆虐,河水没过了我们的脚跟、没过了膝盖、没过了大腿,还在不断地上涨。我们28人在黑暗中手挽着手紧紧地靠在一起,连长、指导员和广州知青都自觉地站到最外层,守护着这个集体。大家互相鼓励着,共持一个信念:坚持、坚持、再坚持,只要坚持到天亮就是胜利,并高声朗读毛主席语录:“下定决心,不怕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黄珊健带头,大家唱起了国际歌,悲壮的国际歌声随着风声雨声在夜空中回荡。“歌声给了我们勇气,也驱赶走了恐惧,但是1970年10月17日凌晨,悲壮的国际歌声成为了广州生产建设兵团六师二团畜牧连最后的绝唱”,何启珍望着远方和记者说。
水位越涨越高,已涨到腹部,人在急流中很难站稳。忽然我感到沙土在脚下迅速流失,整个人一下子沉到了水底。“我在水中拼命挣扎,努力把头浮出了水面,洪水一下子又将我冲得老远,无意中我的手触到一根细细的东西,抓住它!原来这是第三栋茅屋后边,晒衣场上的一根铁丝。她奋力地游到另一端靠近茅屋的木桩上,并死死地抱住它。
何启珍说,到第二天遇救时我才知道,只有包括我在内的六个人幸存:三班班长杨铭田(原华附六七届高二)和年龄较小的潮汕青年陈惠兰一起被冲到第一栋茅屋前,抓住房架;黄珊建(原华附六八届初一)被卷入水后,隐约看到六、七米远的宣传栏,便奋力游过去,抓住宣传栏的栏杆;张思慧(原华附六八届初一)被水冲走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脱掉了军用雨衣和鞋子。她被冲得很远,但也很幸运地冲到一棵大树上,她死命地抓住树枝。此时,汕头知青陈淑娥也冲到了这课树。她俩的身体一直泡在水流里,靠两只手紧紧地抓住树身。
“离去的战友有朱国干、李灶、王笃卿、田燕文、李力、李小玲、李诚珍、李佩萱、李明仪、李金红、李妙英、吴琼芳、吴贤芝、张惠、 陈世兰、姚丽卿、姚丽娟、梁愉辛、麻海晨、郭楚容、廖以铃、蔡起娟。”何启珍现在还能记得起她们的名字,“这三十年来,每逢台风天气刮风下雨,我常会做着一个类似的梦:洪水泛滥,我向着山上猛跑,洪水紧追我的脚跟,我跑得很累很累,眼看要被洪水追上,我就惊醒了。有次惊醒后,我安慰自己:我的家在华南理工大学,地势高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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