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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众不同的“助学金”：白天超市打工，晚上做家教
8月24日，考上武汉一所大学的柳州男孩小伟，拿到了他平生挣到的第一笔钱———1200元家教费。除此之外，到9月初开学时，他还可以拿到另一笔家教费和一份超市打工的工资。有了这些钱，加上政府给他的一次性贫困大学新生补助，基本上可以解决第一年的学杂费。
不过，小伟的家教和在超市的临时工作并不是他自己找到的，而是一个姓王的女士请他去做的。
王女士是一名热心助学人士。今年7月初，她从本报获悉一批考上大学的贫困生为学费、路费发愁时，她把想法向记者说了出来：“直接给他们捐学费、路费，还不如为他们提供一个岗位。”于是，她相中了父亲残疾、母亲打零工维持生活的小伟。
小伟与王见面交谈之后，他也很赞成这样的帮助方式。王开有一家超市，小伟去超市上班，与普通员工一样，每天工作8个小时，月薪600元。如果工作完成出色，还有奖励。工作一周之后，王见小伟很勤快，服务也很热情，获悉他的数、理、化功课都不错，又为他联系了3名高中生，请他做家教。
小伟有了这两份工作，白天在超市上班，晚上做家教，虽然有些累，但很开心。他说，如果坚持认真做到9月初开学，可以挣到将近4000元。
不过，王对小伟的帮助没有就此结束，她承诺今后每个假期，只要小伟没有找到更好的工作，都可以去她的超市上班，为他联系家教。
王还把小伟的母亲安排在超市里做清洁工。小伟非常高兴：“王阿姨给我的帮助，远远超过简单的捐资助学行动。”他说，王给他的奖金比给普通职工高一些，在生活上也特别关照，这都是为他额外掏的“助学金”。这样做既照顾了他的面子（光拿钱他觉得不好意思），又让他得到了锻炼，在工作中还学到了不少与人交往的知识，可谓一举多得。
不成功的助学引发反思：直接给钱未必都OK
小伟所说的，正是王女士希望达到的。这一想法，源于她以前几次不成功的助学行动。
从2003年开始，王就参与多种助学活动。当年，她与丈夫参加了柳州市有关部门组织的“春蕾女童”助学行动，捐助了柳城县的两名贫困女童。捐了一个学期左右，有关部门组织受助女童来柳州，她和丈夫把孩子接回家来住，还带着她们去逛逛公园，尝一尝柳州的小吃。但其中一个女孩的行为，令她十分失望。该女孩已是小学六年级的孩子，进到家里没有礼貌不算，对吃的东西十分挑剔，肉、水果、零食都选着要，吃剩的大半碗饭“哗啦”就倒掉了，令她心痛不已。
她认为这女孩绝不是贫困家庭的孩子，便放弃了捐助。
不久之后，王又捐助了柳州市区一名初中男孩。男孩家的情况她做了详细了解，父母双双下岗，男孩子的学杂费都靠亲友凑的。受到捐助之后，男孩的父母十分感激。王出于好心，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学校看看男孩，并且给他一些零花钱。但渐渐的，男孩不再用心读书，有时还打电话向她要钱。初中三年级的一天，男孩的班主任打电话给王，叫她以后不要再捐助这名男孩，更不要给他零花钱———男孩拿着她给的零花钱常去上网吧！
王知道之后非常震惊，她找到男孩长谈了一次，才知道他一直存在一种盲目的攀比心理。有一次班上的同学取笑他家穷、买不起电脑，也没有零花钱去上网吧。得到捐助后，男孩便故意去上网吧给同学看，以示他“很威风”。结果，上网成瘾了。
男孩最终没能从网瘾中走出，没有考上高中。这一事件令王深深自责，认为是自己的好心害了那男孩。
有了这次经历，王开始反思自己的助学行为，希望找到更有效的助学方法，既不伤害贫困生的自尊，又能让自己的资金、爱心花在最需要的孩子身上。2006年开始，她试探着捐助一名融水苗族自治县的女孩。这名女孩在中考时，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柳州市一所高中就读。学校虽然免去了她的学杂费，但每月的生活费只有100元左右，女孩不得不每天早餐和中餐都啃干馒头。
王与该女孩联系上之后，发现女孩的自尊心非常强，不愿意接受她的捐助。第二次见面时，女孩主动提出：“阿姨，要不算我借你的钱读书，将来还给你。”王十分感动，顺势征询女孩的意见，可不可以每周去她家打扫卫生，然后按家政工付工资？因为每周她的确要请家政工搞卫生。女孩欣然同意。
现在一年过去了，女孩每周都去王家搞卫生，带孩子，每周领取60元报酬。王女士说她本可以再多付一些钱给女孩，但有了以往的教训，坚持适可而止，让女孩在保证生活开支的同时，还有点紧张，感到一些压力，也好让她的父母再尽一份责任。
女孩对这样的捐助方式，也非常满意。她告诉记者，在受助这一年里，她不再为吃饭发愁，而且每周到王家劳动，王都会与她聊天，给她讲许多读书做人的道理，让她获益匪浅。有时，女孩也去王的超市帮帮忙，了解到更多的社会知识。受助之后，女孩变得更开朗，想问题更周到了，班主任和同学都说她跟以前相比“变了一个人似的”。
爱心小团体的助学启示：精神和心理上的捐助
更重要近年来，捐资助学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从“希望工程”、“春蕾女童”、“两免一补”等保障中小学生“一个都不能少”完成义务教育，到开展全覆盖式的大学贫困新生人人受助的政府助学工程，捐助面越来越大，捐助资金也越来越多。据不完全统计，近两年来，柳州市仅社会爱心人士对义务教育段贫困生实行的一对一帮扶，每年都有上万名。
在这些捐助活动中，涌现出许许多多像王女士这样的爱心人士，他们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贫困家庭减轻了送孩子上学的困难，也为国家减轻了人才培养的负担。
有的热心人士在积极参与助学活动的同时，把自己的亲友也拉进了助学大军，使得这支队伍不断壮大。在柳州市一家医院工作的李明女士，2003年她捐助一名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贫困女孩之后，开始认真关注这个贫困孩子群体的生活、学习及心理问题。她发现这些孩子年龄越低，贫困对他们的影响越少，进入小学高年级和初中之后，贫困对他们所产生的威胁越来越大。能够正视贫困的学生，会把希望寄托在学知识、学技术上，学习更加认真、努力；不能正视的贫困生，则会产生自暴自弃的思想，甚至辍学打工。因此李明女士在助学时有她自己的原则：助学先明志。她对自己帮助的每个孩子，长期保持书信来往，保持与他们的老师沟通，及时发现孩子的思想变化，减少他们中途辍学的现象。她发现，“与受助学生的班主任沟通，比与他们的父母沟通更容易”。
“精神上和心理上得到资助是最重要的。”李明说，这就像患者一样，许多病人不是依靠药物就能医好疾病，如果把他们焦虑的心理问题解决了，病也好了一半。贫困生也是一样，他们缺的不一定就是读书的钱，没有人关心、对外界缺乏了解所产生的问题更需要解决。她对自己的助学行动进行了调整，更多倾向于捐助心理变化大的初中贫困生，使他们得到更多的帮助，感受温暖，为未来成才奠定良好心理基础。
李明把自己的助学方式，传递给她的兄妹和朋友，形成了一个爱心小团体。如今，他们一家共捐助了8名贫困初中生，除一名女孩因年龄偏大、父母残疾，初中毕业后走上社会之外，其余7名都继续升学，进入普高和职校就读。
有关部门：正在深入研究科学捐助课题
一个星期前，自治区教育厅厅长余益中在柳州教育干部培训班上，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贫困生会不会因为贫困、生活水平偏低而身心健康受损、学习效率降低？如果有影响，影响又有多大？
而据了解，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这一课题目前正在我区某县的贫困生中开展研究，一年之后即将揭题。其分析结果将为热心助学的社会人士，以及国家制定助学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余益中说，解决上学难问题是政府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但怎样助学使效果达到更好，同样需要大家思考。特别从去年以来，国家免除了农村地区义务教育阶段学生的学杂费，今年继续扩大贫困生“两免一补”的覆盖率，广西也在考虑提高农村寄宿制贫困生的生活补助，这一系列措施，将在较大范围内减轻贫困生的上学难问题。可新形式下出现的辍学现象，是不是解决了学杂费问题之后，就能消除？近年来部分中小学生中出现的厌学情绪会不会迎刃而解？“这显然不能通过简单的捐资助学行动解决”。
“在捐资助学方面，我们目前做得还不够，思考得也不够。”柳州市教育局一名负责人认为，现在的全社会捐资助学热情高涨，所捐资金也是历年来最多的。如何引导大家的爱心，将这些资金用好，目前还缺乏经验；此外，对历年获助的贫困生也缺少回访、追踪调查；对贫困生的助学资金使用缺乏有效监管和指导。如果主管部门与捐助人士对这些问题多加思考，与帮助对象注重沟通，在捐助行动上注重质量，效果将会大大提高。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