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教师系列报道（1962)

汶川地震之后，成千上万的志愿者涌入震区，默默付出自己的爱心。志愿者，也受到了空前的重视，个人的力量原来也可以汇聚成温暖的海洋。今年暑假，十多个大学生组成的志愿者队伍进入汶川，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支教活动。他们，是震区无数志愿者的缩影……

　　孩子们的眼神中有求知欲，也有“家庭”亲近感的渴望。

　　板房区的“学生”们和“老师”可谓“亲密无间”。本版图片由志愿者胡洋提供

　　年轻人聚在一起，热血沸腾，都争抢着想去汶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去那里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

　　今年暑假之前，西南大学大三学生胡洋和杜振邦计划了很久，想过个不一样的假期。

　　他们在中国志愿者网上发帖，搜寻各类活动，想试试做个志愿者。偶然的机会，他们结识了一个在四川震区服务了一年的志愿者团体，需要补充“新鲜血液”。于是，两人网上发布信息，建立了“志愿者在行动”QQ群，召集更多志愿者和他们一起去汶川。

　　让胡洋和杜振邦意外的是，短短几天，就有200来人加入了QQ群，大部分是大学生。年轻人聚在一起，热血沸腾，都争抢着想去汶川，尽管，他们并不知道去那里自己应该做什么，能够做什么。有人激动地说：“什么工作都可以，哪怕搬砖都行。”

　　这让两位组织者大受鼓舞，准备根据灾区的需要分批次选拔队员，将支教作为活动的目标。但有些学生家长也加入了群，并质疑他们的行为，“有的家长说我们是传销组织，是人口贩子，是骗子”。胡洋有点沮丧。

　　经过几次网上的讨论和选拔，第一批入川志愿者名单确定，包括胡洋和杜振邦的13名队员组成了“爱心集结号”援川支教队，他们中大多是师范类大学生，还有一位年轻的单身妈妈。大家约定，7月2日在成都会合。

　　听到这个消息，胡洋蒙了，“这个责任太大了，疑似甲流啊，我们成了害群之马，好事成了坏事”。

　　7月2日，来自甘肃、山东、江西、河南、广西等地的13名队员按时到达约定地点。次日，队员们向汶川县城出发，一路颠簸，甚至还遇到余震，5个小时的路途比想象的要长。

　　途中，队员小宇发烧了，这让两个领队措手不及。到汶川后，他们把小宇送进医院。小宇一直高烧不退，被当做甲流疑似病例隔离观察。其他队员作为密切接触者一并被隔离。

　　当时汶川还没有发现一例甲流患者。听到这个消息，胡洋蒙了，“这个责任太大了，疑似甲流啊，我们成了害群之马，好事成了坏事。”刚开始隔离，作为领队的胡洋想到自己与小宇接触相对较多，怕传染给大家，一个人到板房外呆着。

　　隔离两天，警报解除了，不是甲流，只是旅途奔波加上感冒引起的发烧。不少家长开始担心孩子的安全，加上当地余震不断，小宇和4名女队员回家了，剩下8人继续坚持着，大家都担心支教活动会泡汤，情绪十分低落。

　　7月9日，又有两名来自福建和成都的女队员赶来，多少振奋了些士气。但这时，之前联系的志愿者组织提供的工作与队员们的期望产生了较大偏差，他们举办的假期支教班居然要向当地居民收费。这让胡洋很尴尬，我们是志愿者，不是来赚钱的，怎么能收费？

　　很快，胡洋和杜振邦带领队员脱离了这里，又停滞了。到底该做什么？不了解当地人们的需求，也没有成熟的组织提供现成的工作，甚至，脱离了别的志愿者团队，连自己团队的身份也不能明确认定。胡洋又一次感到自己社会经验的欠缺。

　　这时，一位一直默默关注各种志愿活动的老志愿者——“老班”出现了。虽然大家称他老班，其实他也只有26岁，汶川地震发生后，他就一个人来到灾区，作为第一批到川的志愿者一直服务到现在。他不跟随任何团队，一个人在当地的羌寨办起了学校，一个人带着20多个孩子上大课，虽然经历了种种意外，遭遇了种种状况，但一直坚持着。他的出现打破了队员们“志愿者要跟随正式组织”的思维模式：没有组织就靠自己。

　　家长们知道有这样一所学校，呼啦啦一下送来了100多个孩子。看到家长这么热情，队员们觉得自己“值了”。

　　队员们住在汶川雁门板房区，假期有很多小孩跑来跑去到处玩。板房区紧靠公路，车辆呼啸而过，灾区正在重建，大人们早出晚归顾不上孩子，孩子的安全成了很大的问题。有一天，看着乱跑的孩子，胡洋忽然想到，何不办一个板房区暑期学校，既能解决安全问题，又能教孩子们学习。

　　说行动就行动，当天他们就讨论并写出了策划书交到汶川县团委，很快就获批了。他们又到雁门乡去申请办学教室。经过一年的建设，板房区已有部分人家搬了新家，3间教室很快得到解决。队员们又去威师附小借了30套课桌、椅子。但是，从附小到板房区有5公里的路程，如果租车又是一笔不小的费用，队员们大都是学生，没有多少钱。

　　胡洋和杜振邦冒冒失失跑去找在当地建设的广东援建队的领导，没想到援建队很快调车帮他们运回了桌椅。队员们又去学校的废墟捡原来教室的黑板块拼凑成了几块大黑板，其他的教具队员自己掏钱购买。筹措教学设备之外，一部分队员挨家挨户上门走访，宣传学校，登记想来上课的孩子。

7月11日，板房区小学正式开课，没有名字，只有10多位年轻的“老师”。

　　家长们知道有这样一所学校，呼啦啦一下送来了100多个孩子。看到家长这么热情，队员们觉得自己“值了”。他们把孩子们从四年级到初一分成4个班轮流上课，教孩子做暑假作业和一些新知识，到小商店要来烟盒为孩子们做胸卡，许多孩子从自己家里拿来小板凳和大家挤在一起。更小的孩子被带到队员们的宿舍学画画、教唱歌，像个小小的幼儿园。每个班实行班主任负责制，从上课到下课负责到底，保证孩子们的安全。

　　老师们每天早晨7点半准时到板房教室开始上课，下午5点半放学回宿舍，吃完晚饭开始备课、批改作业，晚上还要开集体会，总结每天发生的事情，讨论解决生活中的各种难题，每天都要忙到凌晨一两点钟。作为领队的胡洋和杜振邦睡得更晚。

　　除了教给他们知识，保障他们的安全，没人敢去碰触他们的心灵……天使般的老师有着美丽的心灵，却挥着沉重的翅膀度日如年。

　　为了省钱，队员们每天轮流做饭，他们大多是城市来的学生，很少做家务，在这里，什么都得自己做。余震严重时，板房区常停水停电，没法做饭，只能到镇上买包子吃——包子最便宜。课少的队员骑着从废墟里捡来的“吱吱嘎嘎”的破自行车，捎着100多个包子骑行在唯一一条通往外面的公路上。有次停了两天电，他们就吃了两天包子，“都快吃吐了”。

　　队员们逐渐理解了刚来时接洽的那个志愿者团体，他们在这里已服务了一年，都是普通人，没有多少积蓄付出，志愿者也需要生活，没有钱，寸步难行。

　　生活条件的简陋不是最难的，最让队员们疲惫的是每时每刻都在承受的巨大心理压力。这里的孩子都经历了那场巨大的灾难，心里或多或少都有阴影，尤其是一些失去亲人的孩子，沉默寡言，让胡洋这样的大孩子有点无所适从。

　　7岁的小姜在地震中失去了母亲，“班主任”小董是个心地善良的女孩子，对他格外关照。小姜开始慢慢依恋小董，有事没事就去找她，中午也不睡觉，黏着小董说话。小董看着孩子期盼的眼神，却越来越不敢亲近，因为她知道，孩子把她当成了妈妈，但她总会离开的，担心分离又是一次伤害。

　　胡洋在学校里修的是中文加心理学的双学位，加上队员们自学的相关心理知识，大家深知无论多么爱这些孩子都不能跟他们太亲近，否则，离开时会再次挫伤孩子们脆弱的心灵。队员们每周特别安排“力量课”，做游戏、讲故事，让孩子们感受集体的力量和温暖，鼓励孩子们多与家人相处。不敢太亲近，又不敢不亲近，队员内心的种种情绪只能自己消化。

　　每天面对失去亲人而习惯沉默的孩子们，队员们像定了时的闹钟一样，到什么时间做什么事。除了教给他们知识，保障他们的安全，没有人敢去碰触他们的心灵，无力分担那些伤与痛，心中满得快要溢出的爱在无力的支撑里就要决堤，天使般的老师有着美丽的心灵，却挥着沉重的翅膀度日如年。

　　板房学校里，有好几个孩子只有课本，连一个作业本都没有。胡洋带着队员到汶川县红十字会申领了200个作业本，分发给孩子们，他们也没有钱再为孩子们买更多的东西。“想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但自己能力有限，除了讲课，不知道还能做什么。也明白自己所做的这点其实什么也改变不了，很难受。”

　　“志愿者只有满腔热情还不够，要应对的情况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最难的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去帮助别人还要先得到对方的认可。”

　　这支大学生志愿者队伍不久在汶川已尽人皆知。胡洋穿着一身迷彩服走在路上时，经常有人老远冲他喊一声“老师好”。胡洋每次都认真地应着，心里满是自豪和快乐。

　　灾后的汶川物资并不宽余，却经常有家长让孩子给“老师”带点好吃的。有一次，队员小新说好7点多到一个孩子家做家访，那家人做好饭一直等着他，小新第一次吃到了腊肉，还带回来两大兜水果、蔬菜。

　　有时，队员们到当地的羌寨去，给那里的孩子带去自己来时带的文具、玩具、书籍，跟孩子们聊天、做游戏。队员中唯一一个已工作的人——单身妈妈彩虹，走到哪里看到穷困的孩子就给钱给东西，还留下了几个孩子的联系方式，准备长期资助。

　　到了汶川，“爱心集结号”的志愿者们知道了更多：隔着遥远的距离捐款捐物是帮助，但行动起来的力量才能给予最大的关爱；志愿者只有满腔热情还不够，要应对的情况比想象的复杂得多。最难的不是缺衣少食，而是去帮助别人还要先得到对方的认可。和胡洋一样大的学生们与人交往的能力在短时间内被激发，以应付各种层出不穷的状况。

　　8月12日，队员们要回学校了，板房暑假学校该解散了。“老师”们要走了，孩子们没有哭，只是默默地在“老师”的衣服上画画、写字，反惹得“老师”们不停地掉眼泪，“经历过那么巨大的灾难，这些孩子们的感情很沉默，难以想象他们内心有着怎样的创伤”。

　　离开汶川，“爱心集结号”的志愿者们各自回了学校，一些人说明年还会再来，一些人不语，但没有人公开在自己的QQ空间或博客上留下记录这次支教的详细感受，胡洋解释说：“这并不是一次愉快的回忆，太沉重。”

　　本报记者魏娟实习生刘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