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教师系列报道（2604)

林婷在给孩子们讲课。

　　经过10多个小时的飞行，满怀激动的林婷终于抵达了肯尼亚首都内罗毕，时间是7月5日午夜时分，异域的晚风也如北京般凉爽宜人。

　　　仅仅两周前，刚修完大三课程的林婷还准备过个轻松的暑假。但听到肯尼亚一个组织在招募假期教书志愿者后，林婷心动了。

　　　“我听到后，毫不犹豫地报名了。”去非洲是林婷的一个梦想，她自己也没想到，梦想能通过一个如此有意义的方式实现。

　　 自费去非洲当志愿者

　　　林婷21岁，在北京一所大学学理科，她对公益很感兴趣，平时经常参加各种志愿活动。

　　　林婷将到肯尼亚做志愿者的计划告诉了父母。正巧新闻里报道，肯尼亚一个加油站发生了爆炸，当地局势不稳让家人深感担心。但林婷坚持己见，最终说服了父母。

　　　在全球招募志愿者的组织名叫Tofauti on the Move，刚成立1年左右，负责人丽贝卡当时在读高中，如今是大学生。这个组织的成员包括丽贝卡和她哥哥，以及十来个志同道合的年轻人。他们一直关注穷孩子的教育问题，所以发起了在全球招募志愿者的活动。

　　　“只要英语口语过得去，一般的大学生都可以报名，他们会通过网络对话，算是‘面试’。我和丽贝卡的同学在网上语音聊了10来分钟，他们就让我过去了。”林婷回忆。

　　　半夜抵达内罗毕的林婷被接到了丽贝卡的家中暂住，等待分配志愿者的任务。林婷颇为惊讶地发现，丽贝卡来自中产之家。“她的家是一座独立的房子，比较宽敞。她说自己家是中产阶级，父亲是公务员，母亲在银行工作。”

　　　不久后，林婷被安排到内罗毕一间集体宿舍。在这里她认识了来自其他国家的志愿者，他们都是通过丽贝卡的组织过来的。“有荷兰的、美国的，还有日本的，都是大学生。”

　　　这里的条件类似于青年旅舍，几个人一间屋子，共用卫生间和洗衣房。丽贝卡雇佣了一名当地厨师为志愿者们做饭。“我们吃得要比当地穷人好，每顿一般是一锅肉和一锅菜，还有一锅主食。”

　　　这些并不免费。林婷说，近两个月下来，食宿一共花了大概3000多人民币。再加上中国到肯尼亚的往返机票和其他一些花销，志愿者工作花掉了1万多块钱。

　　　“丽贝卡不会用这个组织来牟利，也不给我们任何工资，来这里的世界各地的志愿者完全是自愿的。”

　　　打工子弟学校的孩子们

　　　开始工作了。

　　　林婷的“工作单位”主要有3处，两处是内罗毕的贫民窟的学校，还有一处是政府管理的救济中心学校，主要照顾的是问题少年和无家可归的年轻人。

　　　根据丽贝卡组织的安排，林婷每周一共要在3处工作5天左右，每天从早上8点多，上到下午3点多。午饭自己解决，具体的课程安排由学校决定。

　　　“我教过英语、数学、自然科学，其实主要是和孩子们交流。十几岁的孩子们英语听力表达问题都不大。”林婷回忆，“开始我还真的有点紧张，毕竟没有教过非洲的小孩子。但是一开始上课就变得不紧张了，因为发现他们一点都不紧张，很愿意和我聊天。”

　　　在林婷看来，这些孩子们非常纯真。得知林婷是中国人，会主动和她说，“中国人给我们修路。”林婷问他们怎么知道的，他们会说，在内罗毕就能看到。有的小学生竟然还会说：“因为我们都是第三世界的兄弟。”还有的学生睁大眼睛好奇地问林婷，“你认识Jackie Chen（成龙）吗？”

　　　当她在课堂上提问的时候，所有的学生都举手。叫起一个来，他会站着笑嘻嘻地想半天。

　　　贫民窟学校的老师告诉林婷，他们都是穷人的孩子，父母要么失业，要么是打工者。所以给孩子们上课的时候，要多向他们讲述“生活是美好的，未来会变得更好”等思想，让他们树立信心。

　　　尽管来自贫民窟，但孩子们都努力试图改变命运。“有一个学生我印象比较深，是个女孩，17岁，但是完全看不出来她有这么大，就像十二三岁的样子，这个女孩学习特别好，和我说长大了要做律师。学校对她也很照顾，还给她减免学费。”

　　　和“小混混” 打交道

　　　和贫民窟的学生们相比，救济中心学校的问题少年们可就“复杂”多了。

　　　救济中心实际上是一个康复中心，带有慈善性质，有两类课程，一是让孩子们劳动的工作小组，比如做木工；另一类是培训课程，林婷在这里教给他们文化知识。

　　　林婷教给孩子们基本的知识，孩子们和她互动良好。

　　　“他们还都很有梦想的。有一个17岁的男孩，说要成立一个乐队，让我帮她在Facebook上开设账号。他唱歌画画都很好，表现得很积极。”

　　　救济中心对这些孩子的食宿挺不错，每天每个人的主食可以有一大条吐司面包。而贫民窟学校的伙食则要差一些。在林婷看来，那是一种玉米和豆子磨成末的“糊糊”。学校为了照顾志愿者们，给他们提供的不是“糊糊”，是一种招待客人才会给的玉米粉，蒸出来的“发糕”。即使如此，林婷也觉得“不好吃”。“老师们说，吃不了也没关系，孩子们都会帮你吃完的。”

　　　贫民窟打工子弟学校一个班最多能有40多个学生，而救济中心的课堂上一个班只有不到20个。有一些问题少年还经常逃课，“我上课的时候会发现人少了，有的学生告诉我，某某人昨天晚上就离开救济中心了。”但是在贫民窟学校，这类现象很少。

　　　两个月的志愿者生涯转眼即逝，到了即将分手的一刻，丽贝卡等年轻人和林婷难舍难分。丽贝卡对林婷的工作表示感谢，还开玩笑说有一天他们在中国开设“分会”，邀请林婷做负责人。

　　　让林婷最感动的是，她的很多学生得知林婷要回国的消息后，都纷纷给她礼物。“有很多贫民窟的孩子一块儿画了一幅画送给我，画上是一座大房子。这可能是他们认为最美好的东西。”

　　　■ 支教感受

　　　家访才知生活沉重

　　　在肯尼亚待久了，林婷对“贫穷”深有体会。

　　　一个周五的下午。林婷随着贫民窟学校的老师家访。

　　　在她眼里，这些打工子弟的孩子们在课堂上和家庭里的表现完全不同，“在学校很活泼，到了家里就很沉默。”她猜，这可能和家里的条件太差有直接的关系，他们幼小的心灵也觉得生活很是沉重。

　　　“贫民窟的房子非常简陋，屋顶就是铁皮，没水没电，用水要到一个公共的水罐那接水，据说还要收费。”

　　　林婷去了两个家庭，其中一个屋子只有4平方米左右，另一个条件也好不到哪里去，屋子只有10平方米。“家具就是床。”

　　　屋子10平方米的那个家庭，一家女主人带着9个孩子居住。男主人出外打工，偶尔才回家，女主人种土豆卖钱以维持生计。好在到了入学年龄的孩子，都被送到了贫民窟的小学。

　　　林婷发现，肯尼亚的贫富差距非常严重，不过由于肯尼亚非政府组织十分活跃，经常组织各种帮助穷人的慈善活动，像丽贝卡等中产阶级家庭的孩子们，尽管年纪不大，也都非常热衷于公益事业。所以整个国家的社群关系比较融洽，社会局势相对平和。

　　　本版采写/本报记者 张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