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7月，来自湖北省内外的4000名“资教生”将结束岗位培训，奔赴湖北各地从事基层教育工作。“资教生”是指参与湖北省“农村教育资助行动计划”的本科毕业生。图/ 新华
樊超群在学生的自习课上。 摄影/ 本刊记者 甄宏戈 热诚的支教群体
刚毕业的大学生、退休老教师、企业高管，以及NGO组织和各路基金会，都以各自的方式支援中国最偏远地区教育，并给了自己另外一个身份：支教老师
本刊记者/庞清辉
“如果你恨他，就送他去支教，因为那里是地狱！如果你爱他，也送他去支教，因为那里是天堂！”去云南支教之前，许林遭受了很多的质疑和反对，就好像自己一脚要踏进地狱；然而在云南永安乡支教一段时间后，他觉得自己是到了天堂。“支教，谁支谁知道。”
事实上，无论是企业高管，还是刚毕业的大学生，从刚退休的老教师，到NGO、基金会，许多组织和个人，都在以各自的方式去到中国最偏远的地区，赋予自己另外一个身份：支教老师。
尽管对于“支教”这种形式有各种议论和褒贬，但始终有这样一批人，执著地依靠自身的努力，进行着弥补城乡教育差距的微薄努力。
总经理变身小学老师
44岁的许林是某知名跨国上市公司总经理。2011年，他参加了很多个葬礼，都是和他一样40多岁的优秀企业高管。这对许林的触动非常大。他问自己，如果只剩下5年生命，最想做的事情是什么？第一个浮现在脑中的答案是：去支教。
许林从来没给学生上过课，小时候的理想也不是老师，但他在国内外媒体上看到过很多对中国农村教育的报道，这些贫困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聚集区——的基础教育很需要外界的关注和扶持，为此他也一直很关注支教老师这个群体。
许林很快就制订了计划，并只身一人去云南先期考察，从上海飞到丽江，再从丽江坐7个小时的大巴前往宁蒗彝族自治县永宁乡。永宁离泸沽湖景区只有20多分钟车程，但当地的旅游资源尚未得到很好开发，人均年收入只有900元，是个国家级贫困县。
许林要去的是在3000多米高山上的刘家村小学，山上没电、没手机信号，连盘山公路都没有，能上山的只有人和马。足足走了4个小时山路，许林眼前的村小学让他的眼眶有点湿，木头搭建的校舍陈旧不堪，屋顶的瓦片、室内的课桌椅、学生的衣服甚至是午餐都来自于一家助学机构的资助。村小只有一名老师，要为全校30多个学生教授全部科目。
像刘家村这样的小学，在永宁乡一共有5所。“这里教师缺口非常大，只能靠编制外的志愿者一批又一批地去接力。”许林决定接下这一棒。
可惜，刘家村小学已经被别的支教老师“占领”了，许林就和永宁乡另一所小学达成协议，从2012年第一学期起去担任英语和计算机老师，支教一年。
2012年春节假日后，许林就向公司递交了辞呈。他在这家跨国上市公司任职了十几年，一步步升为年薪百万的总经理。公司至今都没批准他的辞职报告，甚至提出了由公司出钱聘请两名支教老师，代替他去永宁乡支教的建议。“我是去教书的，不是去感动自己的。”许林拒绝了。
中国越来越多的人都关注着农村教育，体验式的支教志愿者队伍也越来越壮大，有去支教两三个月的，也有去体验两三个礼拜的。许林认为很多人体验短期支教，或许是为了让自己的人生更完整，或许是为了感动自己。“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把这些学生的英语成绩从16分教到60分。”
许林买了很多教参，最近常常在想怎么做一个好老师。“我还要跟每个孩子的家长沟通，不可能每个老师都是天使，我已经做好当‘魔鬼’的准备了。”
“狂热”的退休教师队伍
刚一退休，60多岁的金洪滨，一名广西南宁市天桃实验中学的退休政治教师，就跑到广西的贫困山村教学第一线，“重新再上岗”。
在广西巴马瑶族自治县甲篆中学，和108班的学生们一起在食堂吃饭时，一位女生问他：“老师，您觉得饭菜好吃吗？”金洪滨愣了一下，三块钱一份的学生饭菜确实不能让人恭维，也谈不上好吃。迟疑了一下，他反问：“你觉得好吃吗？”女生说：“好吃。比在家里的好，家里只有青菜，这里有肉。”这个女生满足的回答让金洪滨心里一颤。
还有一个令金洪滨心酸的故事。甲篆中学有一个学生以优秀的成绩考上了巴马县高中，但因为家庭贫困无法升学。为了弟弟妹妹能够继续读书，他决定外出打工。离开故乡前，他把妹妹黄玉柳送到自己的母校，希望自己的高中大学梦通过妹妹实现。
放学时，金洪滨与黄玉柳聊天，问到：如果考上高中，你父母让你继续读书吗？黄玉柳摇摇头哭了。三年勤奋刻苦地学习，仍不能实现哥哥和自己的高中大学梦。
回想起这些最初的经历，金洪滨说，“我这心里空落落的，我还没老得拿不起粉笔呢，教室里有我太多牵挂了。”
他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作为“常青义教”的一员，他和100余名退休老教师一起，共同辅助广西乡村学校改善其落后的师资条件。
“常青义教”项目的创始人是友成企业家扶贫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国务院参事汤敏博士。2009年，汤敏参加南宁师范学校的同学聚会，他看到同龄的200名同学中不少已届退休年龄，他们有着丰富的教学经验，却赋闲在家。汤敏遂提议是否可以到贫困地区帮助那些教育落后的学校和孩子们。
这个想法得到了很多人的热烈响应。城市的退休教师对于城市社区来说是一种闲置资源，对于农村儿童却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汤敏说，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加快，会有越来越多的教师退休，因而，“志愿者不会少，少的是操作平台”。
一次聚会聊天“一不小心”便开创了全国的一个第一。那就是以民间公益组织为平台，以城市优质退休教师为主角，以培训山区学校师资为主要手段的全新支教模式。
2010年3月，“常青义教”项目正式启动。首批志愿者是57人，一年后，这个数字上升到103人。他们当中最大年龄67岁，最小年龄也有50多岁，平均年龄60岁。报名的老教师基本上是南宁市区各中学的退休高级教师，有的还是特级教师。不少其他行业退休人员表示愿意成为支教一员，但“常青义教”的标准很严：不是教师，我们不接收。
项目的首个支教点，选在了国家级贫困县巴马瑶族自治县的甲篆中学。山区的情况，远比大家想象得严重。虽然经过政府的大力投入，农村教育的硬件条件有了很大改善，但是校园文化和师资却非常薄弱。比如，一些学校历史、地理等副科都没有专职教师，基本由一个老师身兼几个班的课程；学生上课打瞌睡；还有的逃课上网打游戏；教师上课照本宣科。种种现象让金洪滨这些退休老教师着急了。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金洪滨们并不直接面对学生授课，而是主要帮助学校提升管理水平和教师的教学能力，从准备讲义、讲课示范、课后研讨、授课评估等，城里的退休老教师们都一一进行示范。
像金洪滨一样两鬓斑白的退休教师经常整齐地坐在教室最后一排，听青年教师讲课，课后进行小组评估，帮助改进教学。
一年的时间内，金洪滨和妻子陈宁先后10余次到甲篆中学，共计106天。同他们一起的还有60余名南宁市优秀的退休教师，他们每次在甲篆初中进行3周到1个月的支教活动。
甲篆中学的570名学生也因为这些退休老教师们，经历了许多人生中的“第一次”。“上身挺直，收腹，下颌微收，两下肢并拢��”支教老师王正立让学生们第一次懂得，正确的坐姿应是：胸部离桌沿10厘米，眼与书本距离1尺，握笔离笔尖1寸。
甲篆乡中小学从未接触过眼保健操，学生们连视力表都不认识。支教老教师陈宁心急了：“不行，这样下去孩子们都近视了怎么办？”2010年11月，陈宁对全校12个班近600名学生进行视力检查。之后拿着统计表找到校长韦创举：“校长，全校学生20%近视了，其中高度近视的占5%，要想办法才行。”
学校为此更换了灯管。陈宁又用一周的时间，给全校每个班的眼保健操员进行了培训，然后带领全校的学生反复学习了4次眼保健操。之后，甲篆中学的孩子们就过上了每天上下午做两次眼保健操的学习生活，这不仅在甲篆中学是第一次，在巴马15所乡级中学里也是第一个。
金洪滨这群老教师是一支快乐而近乎“狂热”的队伍。问起老师们如何来到偏远山区的，几乎都是一个答案：从同学或朋友那听说后参加的。除了自己来支教，大家经常回到城市“拉人”。每次听到有朋友或者原来的同事从教师岗位上退休了，他们就会打电话过去，“一起去支教吧！”
汤敏也逢人就说，“还记得南宁退休教师到贫困地区支教项目吗？现在我们正在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开研修班，太原、呼和浩特、丽江、重庆、桂林、南宁、武汉、滦平等地的退休教师都准备开展常青义教呢。”
汤敏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城里老师下乡，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城乡教育的公平。“如能以常青义教模式来推动各行各业的热心退休人员下乡，可能会探索出一条城市反哺农村，工业反哺农业的新路来。”
企业：从捐校，到捐人
王燕也是把自己直接“捐”到贫困山区学校的。但不同的是，作为中国平安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国平安)的客户，一名银行中层管理人员，她是被中国平安“安排”去支教的。
从1994年起，中国平安就开始在中国的贫困地区建设“平安希望小学”，然而随着支援乡村教育的进程，他们也感受到，相比于校舍、教室和教具等“硬件”，乡村更缺少的是师资等“软件”。于是，从2010年起，中国平安开始向以前资助建立的平安希望小学“直接捐人”，优先被考虑“捐献”的，是中国平安的客户。志愿者的支教地点安排本着与居住地就近的原则，尽量安排在志愿者所在地或邻近省内支教地点。
王燕家在安徽，她就选择了安徽的平安希望小学。2011年10月，与4位支教伙伴在颠簸了大半天后，王燕来到了绩溪县长安镇地界。长安镇中学土质的操场和操场上仅存的一张乒乓球桌，让她立刻就感受到了这所学校与城市学校的差异。
刚进学校，一个老师的话感动了王燕。“我希望你们给孩子们多带些快乐！”她告诉王燕，因为自己的身份，不得不对孩子们严格甚至于严厉，但是，她也希望孩子们能在学校感受到快乐。
王燕将第一节支教课设计为破冰课，希望通过孩子们的自我介绍、相互介绍或表演小节目等方式，尽快熟悉班上的同学。在课上，每位孩子都认真地完成了作业，端端正正地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姓名、年龄、爱好、特点等信息。但是，王燕发现孩子们不喜欢上台表演，连找个愿意带头的，都不容易。
计算机课，王燕没有先进行演示，而是让孩子们自己试着操作，但有些孩子却坐在电脑前面，连怎么开机都不知道，一问才知道，这些孩子都是从更低一级的教育点转学过来的，此前从没接触过电脑。王燕决定教孩子们从简单入手，先让他们自己试着打出当周课程表，但很快，她又发现，这些孩子只会用电脑打字和玩游戏，这又引起了她的担心。
放学后，王燕步行去六年级学生黄志康的家里家访。一路上，孩子们很兴奋，一个劲儿地跟王燕聊天，告诉她自己家里种什么，爸妈干什么。
支教只有一周时间。这也是大多数企业支教的一个短板，很少有人能在当地的学校支教较长时间。
离开时，王燕和每一位同学合影，把自己对于孩子们的期望强调了一遍又一遍。一辆载着班上5名男孩子的三轮车绕着她转了好几圈，才依依不舍地远去。
“我们只是短期支教老师，也很业余，但是很用心。”王燕说，未来她会继续关注这所学校，“为孩子们的未来，更加努力的工作和生活，把孩子们的情况，告诉身边的朋友，通过大家的努力，让每一个孩子，有一个想要的未来！” ★
国外推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举措
印度
政府规定：6-14岁的儿童必须就近入学，学校与家庭住所的距离在初小阶段保持在步行1公里以内，在高小阶段保持在步行3公里以内。在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政府通过各种发展计制和项目，保证普通民众的受教育权利，扩大教育覆盖面，减少因出身带来的教育不公等问题。
韩国
韩国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平准化教育”政策，撤销一批名门学校，推进学校办学条件均衡化。之后，政府又发起了“新村运动”，一个重要主题是农民教育，农村各级学校被赋予农村区域社会文化中心、物质资源活用及体育中心、促进农村经济发展与增加所得的事业中心三大职能，学校为此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育培训，包括地区社会开发教育、意识革新教育、经营革新教育、市民教养教育等，借助农民素质的提升推动农村地区的发展，进而缩小城乡间包括教育在内的诸多差距。
总体上看，“新村教育”大大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合理转移，推动了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形成。
日本
日本规定所有学校都必须满足基本的办学条件，教师工资只有级别差，没有校际差和城乡差；日本的教师定期流动制最为成熟，对教师的流动对象、流动频率、实施程序、政策支持等方面都作了具体规定，以此促进城乡间、校际间师资力量的均衡。
美国
为了扶持薄弱学校，美国于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从联邦教育经费拨出专款用于“补偿教育计划”，其中40亿美元用于奖励先进学校和扶持薄弱学校。美国2001年颁布了《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方案，明确要求各州建立起针对薄弱学校的扶助和改进机制；为补充农村教师队伍，联邦政府还拨专款实施“转行当教师计划”，资助地方招募优秀人才充实教师队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