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教教师系列报道（1860)

    中国人民大学活动中心多功能厅内激情洋溢——“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支教团和香港大学生安利内地支教团联谊会”让刚刚结束了在湘西一年支教生活的10位香港大学生与才结束了在江西一年支教的人大支教志愿者们同聚一堂、互诉心声，交流为贫困地区奉献青春的支教理想。让记者更感兴趣的是那10名香港首批以青年志愿者身份来内地支教的香港大学生，他们是抱着什么念头而来？又是怀揣着什么样的想法回去的？他们用一年的时间都做了些什么？

“英语课”上成“体育课”

坐在记者旁边的谭慧欣，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中文系，去年8月26日，她和两名同伴一起，来到湘西吉首的河溪中学，进行为期一年的支教。同她一起来的共有10名香港大学生，分别来自香港大学、香港中文大学、浸会大学，其中7人刚刚毕业，3人已经工作。他们的到来不仅让孩子们平时最头疼的英语有了惊人的提高，还带来了教学改革上的一股清风。

谭慧欣说，英语过去曾是孩子们最不爱上的课，他们的到来不仅把“英语课”上成“体育课”，还开设了英语角，组织了歌咏团，很快孩子们就爱上了英语。

第一次给孩子们上英语课，刚学完26个英文字母，谭慧欣就说“不上课了，大家一起出去玩。”到了操场上，她让班上50多个同学围坐成一排，每人发了26张卡片，分别写了26个字母。接着一场“丢卡片”的游戏开始了，如果有人卡片被放在身后还不知道就要站起来把卡片上的字母大声朗读10遍，有人扔卡片时被发现也要将所扔卡片上的字母大声朗读10遍，然后接着下一轮游戏。孩子们说，从没上过这么有意思的课，当地老师也从“震惊”中了解到了课外活动的重要性，并开始慢慢接受他们的教学理念。

被“遗忘”的“爱心”

今年3月，“弯腰拾脏、美化校园”在吉首市河溪中学展开，这是3名香港支教老师看到农村学校的卫生习惯差而发起的活动。支教老师朱小媚告诉记者：“应该说通过这次活动，校园的环境确实得到了一定的美化，但当地学校这种培养学生责任感的活动太少了。”

24岁的朱小媚去年毕业于香港浸会大学英语专业。她说，在香港读小学和初中时，几乎每一两个星期就会去孤儿院、敬老院一次，或是到公共场合从事义工活动，到大学也一直如此。所以这次到偏远穷困的地方支教，不会有什么人觉得不应该。

他们在家访过程中发现，孩子不是没有爱心，看到家里老人上床不方便，也会主动扶老人上床。“一旦到了社会上，好像孩子身上的这种习惯就缺失了。”朱小媚说，“这说明不是孩子们没有爱心和责任感，而是没有人去引导他们。”

在学校，朱小媚还兼了一个班的副班主任。让朱小媚奇怪的是，班主任虽然什么都管，但却什么也不记录，只到学期结束填写一张成绩单。

“在香港，特别注意记录学生平时的表现，旷课、打架、不诚实这些缺点都一直保留在学生的档案，如果记录多了，将来找工作都不好找，所以香港的学生很怕犯错。但在河溪中学，只要你期末考试好，平时的不良表现都可以一笔勾销。”朱小媚觉得在香港这是不可思议的。当地老师告诉她说，内地也在提倡素质教育，但知易行难。

“说了一年的道理,被一件皮衣击败了”

而最让朱小媚难忘的是她的一名学生。春节放假后刚从香港返校，她就得到一个让她痛心的消息，班上成绩最好的英语课代表小玲辍学去打工了。

“这个孩子特别乖，英语也很好，她只有初一呀！我太惊讶、太伤心了。”朱小媚立刻赶到这个学生的家中，但只得到了小玲去打工的大致地址。朱小媚当时只有一个念头，就是自己把孩子找回来，但这种行为属于擅自离岗。她偷偷地哭，深深地内疚，她认为是自己教得不够好，孩子才离开的。朱小媚托上海的朋友帮她去温州找小玲。几经周折，她终于和小玲联系上了，打通了电话，但小玲没有接，只是托人说不愿意回去了。

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在矮寨中学教英语的潘嘉琪告诉记者，打工潮对当地孩子的影响非常大，当孩子们的哥哥姐姐穿着一件皮衣从外面打工回来时，所有的孩子眼中都闪着羡慕的光，“我们说了一年的道理就这样被一件皮衣击败了。”

“现在，我们不再是一个旁观者”

为自己增加一种体验，用一年的时间来做一生难忘的事情，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来湘西之前，香港大学生们大多有这样的想法。经过一年的支教生活，他们说自己用一年播种了两颗种子，一颗在学生心中，另一颗将永远伴随自己的人生。

一个学生的离去让朱小媚深刻地看到了偏远山区中孩子们的现实与无奈：“身处繁华的香港，我们就好像拿着一个望远镜，在远处看内地贫困地区的同胞；现在，我们不再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而是亲自去了解和体会那里学生的困难，感受学生的需要，才了解了什么是农村，什么是中国。我现在虽然人已回到香港，但脑海里会不自觉地浮现出湘西的画面，感觉自己就像一盏灯，在照亮了别人的同时，点亮更多的是自己。”

与朱小媚同在一所中学支教的何家其看过张艺谋的电影《一个都不能少》，这几乎是他来到湘西之前对中国农村的全部了解。而湘西却给何家其打开了一个全新的世界。他说：“在农村，一斤稻谷能卖到什么价钱，原来是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他第一次理解了“雨水”的意义：“在香港，下雨就是下雨，我觉得无所谓的。不下雨更好啊，可以出去打篮球。可是在这里，不下雨大家就会着急，庄稼的收成会不好。”

看着眼前这个1983年出生的大男孩侃侃而谈对国家、对农村的认识，记者清晰地意识到，他们的确在从事一项意义非凡的工作。他们在为当地的孩子、老师们打开了“外面的世界”的同时，也体验、学会了面对自己另一个“外面的世界”。